市场对中国人口的共识是数量红利褪去，质量红利已到。总量角度，我们预计人才供给在未来10年能够维持在年均1000万左右，2013-2016年的一波出生人口高峰将助推新增人才在2035-2038年前后突破1300万。与此同时，受过高等教育（专科及以上）的劳动人口占比在2040年左右将达到40%。
在人才红利爆发点上，我们认为中国人才红利的释放范围将比市场预期的更加宽泛，主要在三个“高”行业：
“一高”行业，高技术制造劳动密集型环节（机械设备、电子通信）人才红利在错配消除。一高行业人才数量供需基本匹配，但技能存在错配：一方面，至少有200万理工科人才目前所从事的工作与自身专业不匹配；另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十大重点制造领域的人才缺口在2025年预计接近3000万人。通过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改善缓解人才技能错配将大幅提升相关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尤其是机械装备和电子通信行业。
“二高”行业，高研发强度行业（医药制造、电子通信）人才红利在供给。二高行业的研究人员增速没有明显高于其他制造行业，主要受到人才供给的掣肘。目前二高行业的人才供需比仅为0.55。未来10年，理工科研究生人才供给可以支持二高行业在未来保持6-8%左右的年均人才增速。医药制造和电子通信分别拥有最高的人均科研经费和研发效率，将对人才形成更强的吸引力。当然随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的爆发，相应计算机与信息技术服务人才红利的释放也将逐渐出现。
“三高”行业，高端服务业（高等教育、卫生医疗）人才红利在政策。与同等发展水平的经济体相比，我国高端服务业存在发展不足的情况，其根源在于行业准入政策限制。服务业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相关政策落地后，人才红利释放将进一步提速。
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日本教育减负改革使得宽松世代下人才红利尽失。教育减负使日本学生学力下降，降低了对理工科的兴趣，同时加剧了中产家庭的教育负担和教育不平等。日本的人才红利没有得到社会在分配层面的重视，最终在极度“内卷”之中消失。德国的二元高等教育结构使人才红利持续释放。应用科技大学的设立为工人阶级提供了社会认可的高等教育机会，教学内容和方法与地方产业需求紧密结合，为德国制造业持续输送具有优秀实践能力的中高级技术人员，使德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始终保持欧洲领先地位。
风险提示：职业高等教育改革力度不及预期，高端服务业准入政策放开不及预期。
